（应北盟司法学院之邀，玛尔塔·奥松于结案后作了一场内部演讲。以下是演讲开场部分，校方记录。）
十二年前的那个下午，我坐在日内瓦一间没有窗户的会议室里，面前是一份草案，草案里有一行字，我引以为傲了十年：
「缔约各方认识到，跨境认知服务贸易应建立在充分保护从业者尊严的基础之上。」
我们为「尊严」两个字吵了六天。资方代表团要求删掉，劳工代表团要求加上「不可让渡」，最后折中成现在这样——一个形容词都没有的、安全得像手术室的「尊严」。
我签了字。回家路上我在出租车里哭了一场。我安慰自己：立法是船，起步时哪怕只有一只桨，也比站在岸上强。
十二年后我知道了那天哭的是什么。**不是喜悦。是预感。**女人的身体常常比头脑先知道一件事——我知道那只桨，划不动那片海。
这十二年，我学会了三种语言。
第一种，是官场的语言。它教我把「有孩子睡掉了自己的未来」写成「存在从业者发展性权益之结构性风险」。
第二种，是数据的语言。它教我把「雾脑症」写成G-77类目里的一个空格，把「空格连年保持为零」写成「监管环境总体可控」。
第三种，是我昨天在你们的法庭上才听懂的语言。它没有形容词，没有折中，没有风险缓冲。它只有三个音，落下去，挑起来，第三拍轻。
诸位，我在监察系统三十年，我的经验是：当一个制度开始害怕一支歌，说明这支歌说出了制度的全部秘密。
有人问我，这十二年最难的是什么。
不是预算，不是抨击，甚至不是司长那个抽屉。最难的是消失的那些档案——那些我知道存在、却永远调不出来的东西。我这一生大概经手过四千份卷宗，我记得每一份的重量。可我也知道，还有同等数量的东西，从来没有成为过卷宗：它们直接从一个人的后脑，进了一个公司的报表，然后从报表进了个焚化炉。
我的职业是让消失的东西留下痕迹。十二年里，我失败的比例是百分之百。
直到那个湄琅姑娘出现。
你们叫她证人。我私下叫她「我的第一个同事」——十二年来，第一个和我干同一件事的人。她没有工资，没有编制，没有法律人格，她用一个笔记本，干成了我们四个司、三个委员会、一百二十七名监察官十二年没干成的事。
所以我今天的演讲题目，不是《论认知贸易的监管重构》。
题目只有一行，我念完就坐下：
「没有窗户的会议室里，永远不要相信掌声；有潮水的滩涂上，永远不要小看一个记账的人。」
谢谢大家。
（问答环节，最后一位提问的是个一年级学生：「奥松女士，十二年里您有没有想过放弃？」
玛尔塔答：「想。第一年就在想。」她停了停，「但我后来养成了一个习惯——每当我收拾行李，我都把那份海关统计的第41页折进去。你猜为什么？」
学生摇头。
「因为那一页上印着一个零。**零是唯一一种，你看到它就会生气的数字。**人这一辈子，得留一个让自己生气的数字在行李里。生气不解决任何问题——但是生气的人，不会睡过头。」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