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拓是在一月的第一个星期一被带走的。
刑事起诉书列了七项罪名，核心一项：重大责任事故。依据是台风夜断电案——那份「无人决策」的自动工单，在检方十八个月的追溯下，终于找到了它的肉身：预置逻辑的参数，是场长权限批准生效的；「可中断负荷」的名单，是场长权限核定排序的。机器没有手，但机器的每一个开关，都长在人的手腕上。
被带走那天早上，他在中心大堂喝完最后一口茶。阿雅站在人群里看着。他没有看她，但他似乎知道她在——他朝人群的方向举了举搪瓷缸，像致意，又像告别。
法庭上他很平静。律师建议他做「算法抗辩」，把责任推给预置逻辑，他拒绝了。他的辩护词让旁听席安静了很久：
「系统是我批的，名单是我排的。你们问我为什么把宿舍排在第四优先级——因为服务器坏了，损失是真金白银；人坏了，损失是……是『人道主义困难补助』。这个账不是台风那晚算的，是三年里每一张合同、每一次加床、每一个『全夜套餐』算出来的。我只是那个每天看着账本、还给它签字的人。」
「我不请求轻判。我只请求判决书写清楚：我不是例外。」
「换一个场长，账还是这么算。**我不租她们的梦，别人也会租。**这句话我说了三年，今天我把它留给法庭：要审判我，请先审判这句话——因为说这句话的，从来不止我一个。」
他最终获刑四年二个月。
宣判那天，旁听席上坐着几个没人注意的人：阿碧，代表脑工事务署；一个穿北盟护工制服的女人，桑黛的女儿，回国奔完丧就没有再走——她留在了湄琅，接手了根岛小学的代课；还有阿蕾的三弟，十六岁，本来已经填了湄澜人力的报名表，那天听完庭审，回家把报名表折成了一只小船，放进海里。
「让它替我出海，」男孩说，「我不去。我去考港务的学校。」
而阿雅是去见了陈拓的家属。他的前妻带着一个上初中的女儿，住在内陆省份，判决后拒绝了所有媒体。阿雅托玛尔塔的路线给女孩寄去了一样东西：不是谅解书，是一张照片——七号中心食堂的黑板，上面那行粉笔字：「今晚，我们之中有一个人去考大学。」
照片背面，阿雅写了一行字：
「你父亲说的那句话是对的——不租，别人也会租。所以我替他把后半句补上了：**现在有人不租了。**这是他庭上那句话，等来的第一个答案。」
宣判后第二天，阿雅去看守所见了他一面。隔着一层玻璃，陈拓瘦了，头发白了一半，看见她还是先举了举那只虚拟的搪瓷缸。
「鱼饼带来了。」阿雅把探视袋推进去，「我妈做的。她让我问你一句：咸淡对不对？」
陈拓低头闻了很久，隔着玻璃。闻着闻着，这个在法庭上一句软话没有说过的男人，肩膀塌了下来。
「咸淡对的。」他说，「是我这些年，别的味道放得太多。」
他隔着玻璃，用手指在台面上写了三个字，推给她看。写的是他这一生唯一学会的自我辩护，也是唯一的忏悔：
「对不住。」
阿雅用手在玻璃上回写。她写的不是「没关系」。
她写的是：「账记着。慢慢还。」
判决书生效一周后，河汉计算对陈拓提起了内部追偿诉讼，索赔金额：超过刑事罚金的两倍。法律评论员称之为「完美合规」——公司惩罚了应该惩罚的人。
报纸把这条新闻和「老金出任新职」的消息排在了同一版。版面的角落里，是一则不起眼的讣告：根岛的教书先生，A-1101，在本岛码头仓库的值班室里安静离世，享年七十一岁。讣告是他当年的学生们登的，最后一行写着：
「先生一辈子没打成官司。他教过的孩子里，后来有十七个考上了法学院。」
宣判那天，湄琅的报纸用了头版，标题没有骂他，反而透着一种迟疑的诚实：《我们判了那个签字的人，然后呢？》
评论版最底下，有一条点赞很高的读者留言，署名是东礁村一个卖鱼饼的女人——阿雅的母亲不会打字，是阿望替她发的：
「我卖鱼饼给中心，三年了。判他那天，我关了一天摊。不是我心疼他。是我知道，我这三年卖出去的每一块饼，也在那个账本上。」
宣判后第二天，阿雅去看守所见了他一面。隔着一层玻璃，陈拓瘦了，头发白了一半，看见她还是先举了举那只虚拟的搪瓷缸。
「鱼饼带来了。」阿雅把探视袋推进去，「我妈做的。她让我问你一句：咸淡对不对？」
陈拓低头闻了很久，隔着玻璃。闻着闻着，这个在法庭上一句软话没有说过的男人，肩膀塌了下来。
「咸淡对的。」他说，「是我这些年，别的味道放得太多。」
他隔着玻璃，用手指在台面上写了三个字，推给她看。写的是他这一生唯一学会的自我辩护，也是唯一的忏悔：
「对不住。」
阿雅用手在玻璃上回写。她写的不是「没关系」。
她写的是：「账记着。慢慢还。」
老金给陈拓的家属转了一笔钱，备注写的是「旧同事心意」。家属退了回去。
退款的包裹里没有附信。但后来玛尔塔在卷宗里读到过一个细节，让她在办公室坐了很久：陈拓的搪瓷缸，是他入职河汉那年发的纪念品，缸底印着一行小字，是当年的企业口号——
「把光送到每一个角落。」
他原来是电网的人。他真的曾经相信过这句话。